其实，“家用电器”这个单词本身散发着一缕浓烈的日本味，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不可即离的很多电器用品，或者在起源上、或者在生产技术上大多有不少日本厂商的脚印。

三星的撤摊似乎重新告诉人们，家用电器的圣地日本市场是难以攻破的。也印证了人们共享的一个传统默认：日本市场是封闭的、排外的。

但是，对于三星的败阵，有些人认为：在日本的家电零售市场上，三星不是输给了日本的厂商，而是败给了日本的顾客。

在日本家电市场上，三星走的是一条廉价路线。虽然它的商品在质量上并看不出哪些地方比日本产的同类产品逊色，价格设定都低一个档次。三星指望它的这条销售路线能够赢得日本的顾客，但恰恰是这种价格设定赶走了本来有可能获取的顾客选择。

在电器店，常可以听到人们在三星的液晶电视前嘀咕：只要再添几万日元就能买到夏普（或索尼．．．．）。顾客的这种取舍，既说明了日本顾客对日本国产商品的信仰，也反映了三星在商品价格定位上的失误。

在商品挑选上、尤其是在一定价格段以上的商品挑选上，日本的顾客往往与其选择节省，不如更倾向于可靠，这里所谓的可靠，就是厂家、品牌、口碑、售后服务等等综合因素。

其实，纵观日本的零售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厂商能够占领或分享日本市场的一些商品都是把价位和定在日本同类产品以上或者同等水准（电脑除外）。

苹果公司的iPod在打入日本市场时就是高位定价，而且绝不削价出售，维持品牌的地位。现在虽然在占据市场高份额的后，价位逐渐下降，但绝不给人以廉价感。

BRAUN的电动剃须刀在日本的市场稳定地占着一席。能和它有一拼的只有松下一家，其他如日立、三洋等厂商都只能缩在角落里。DYSON的吸尘器的价位要比日本产品高出一大截，但据说还是站得很稳，拥有大量相当的崇拜顾客。

其他如同音响的BOSE、咖啡机的DeLonghi等也都是以高价位来打品牌、夺市场的。

唯一例外的是DELL、HP的电脑，他们一开始就实行廉价路线，在日本取了天下。其实，仔细想得话还是能悟出名堂来：要么不廉，要廉就得舍命廉，在这个基础上，再跟上一定的服务，倒也能夺取天下。DELL们的胜利，其实也间接地反映出三星在日本走的是一条低不成高不就的价格路线。它的失败大概也就是在此。

不光是家电，名牌服饰、化妆品、汽车等等行业，可以说在日本找不出一家以廉价路线占领市场的外国商家。至于麦当劳，它的商业路线应该可以和DELL们归为一类。

所以，要说日本市场有什么制度上的封闭和排外，还不如说在日本市场上顾客吃硬不吃软。

２５年的今天，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日，索尼在日本市场第一次推出了ＣＤ播放机。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人类的娱乐媒体第一次走上数码的台阶。

今天的日本经济新闻有一篇小文章，回顾了索尼跨出的这一步。这台ＣＤ播放机型号是ＣＤＰ—１０１，网上检索了一下，有人说１０１既暗示百年一遇，也纪念１０月１日这个时代的门槛。

虽然ＣＤＰ—１０１问世的意义划时代，但索尼的定价是１６.８万日元，这在当时大概要相当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吧。所以，一开始销路并不理想，主要的顾客还只是一些音响发烧友。

真正使得索尼的ＣＤ播放机走向普通家庭的还是两年后问世的便携式ＣＤ播放机，为了让ＣＤ播放机不再阳春白雪，索尼孤注一掷地把售价定在４.９８万日元。据说，这个价格只是成本的１／２左右。结果，索尼第一次以亏欠来成功地开拓了市场。

前几年，索尼在推销Ｐｌａ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的过程中又使用了这个手法，效果究竟怎样不得而知。今天这个时代的成功方程式已经无法简单演算了。

【苹果公司成功的八大秘密】一文，从另外的角度让我们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成功原因提供了一些思考材料。文中提到的八大秘密如下。

1. 以造型设计为主、工程技术人员为辅

2. 相似的型号越少越好

3. 体验本身就是商品

4. 让商品自己来说话（商品自身具有最大的说服力）

5. 既然无法讨好所有人，那就以商品的品味的来赢得人们的心仪（以低层消费为目标将使得品牌褪色，瞄准“平均”层结果会降低利润）

6. 抛弃过去的技术遗留

7. 商品名非常重要

8. 培养人们对拥有者群体的归属意识

作者没有正面评论这件事，他介绍了西方媒体对此事的议论，提到中国官方网站公布郑遗书的情况，最后，在引用了阿Ｑ正传的最后一节来间接地表示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后，大叹一声：“呜呼、鲁迅先生！”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Ｑ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阿Ｑ正传》（这里按远东博客作者的引用方式标出文中的黑体字）

资生堂是日本最大的化妆品公司，据说，在世界上化妆品行业里排位第四。１８７２年诞生的资生堂之名，取意于中国四书五经之一的《易经》，“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

日本一家有名的房产公司，它的名称写成汉字简直使人怀疑是不是在恶作剧：积水房产。但在日本却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在日语里，“积水”并不会让人产生什么联想。查了一下才知道，“积水”一词也是引用自中国的古典。原来，积水房产是１９６０年从积水化学公司独立出来的房产公司。而积水化学公司则在自己的网页上写明了“积水”两字取于“孙子”兵书：“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积水化学公司的解释是：“胜利者的战斗如同装得满满的水，急坠入深深的谷底，以强劲势头，一鼓作气。”他们认为，经营企业，随着业务的展开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对此，重要的是充分了解实情，着实分析，建立体制，然后以满储的积水之势冲向成功。

有些中国人难以在感情上接受日本的年号，尤其是战前的年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的所有的年号都是引用自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古典。

明治：取自“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易经）
大正：取自“大享以正天之道也”（易经）
昭和：取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书经）
平成：取自“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和“天平地成”（书经）

在日本文化里，中国历史传统的分量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在广义历史文化的认识上，人们还是不自觉地把中国的古典也看作自己立足的一部分。至于长期被意识形态熏染后、不仅对现实生活、就是对自己的文化历史也越来越功利了的现代中国，当然只能被看做异数了。

但是，人们对于精神上、思想上被奴役的处境依然麻木，麻木到很多人觉得已经自由于自己的精神窑主，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怜悯，对精神窑主的奴役也谈不上什么愤慨。

现在中国人的思想奴役，很多已经不是早年那种思想内容上的不自由，更多的是思想方法上的自我约束。精神窑主主宰了我们几十年，大家已经不自觉地习惯了那种精神遗传，定势思维已经成了我们的精神基因，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份精神遗产很有可能会传几代人。哪怕今后有一天改换朝廷，时代的窑主注入在民族血肉中的精神财富恐怕也会长期生息。

但是“恢复”本身并不表示任何地理空间上的连续性，社会需求的合理性，个人权利的必然性。在中国，１１年高考中断后的恢复其实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更多的却反映出一种偶然因素堆积的结果。因为，这个恢复仅仅维系在某人生命的终结，以及由此带来政治势力角逐的某种结果上。

事实上，在中断的年代里，几乎没有人想到能看到“恢复”的一天。所以，那时在所有正常的人看来，私自面壁读书之辈都是另类。当年，一个哥儿们做贼似地自学外语广播讲座，就有旁人嘲笑他在学杀龙的本事。就像今天北韩如果有人复习考托福，且不说当局会怎么来对付，周围人无疑会把他看作神经病。

在当时的社会里，对于个人来说，高考是人生仕途上唯一的公认门槛，人们都以此为手段来更新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由于恢复，其实更多的是由于曾经中断，人们觉得幸运，感到生逢盛世，感恩之心油然而生。

今年网上网下的“三十年”热闹，其实也还是出于庆幸情结，这里也间接地向我们显示，在庆幸背后，人们下意识地觉得，在当时中国“中断”是常态，“恢复”却带有不小的偶然性。因为只有“偶然”才能带动庆幸。

当局利用高考培养人才，个人利用高考实现自我，这样的各取所需的模式大概古今中外都差不多。高考恢复当初几年，双方的目标在运作过程里很吻合，当局注重教育、学生不辞学习，彼此都有效地利用了对方。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高考其实已经不是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了，在很多领域里，人们可以利用各种方法来学习和大学教育相去不远的内容，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意义的社会实践和工作经验远比学历要来得宝贵。只是其他途径不如高考那么直接、那么坦荡，没有制度来护航，需要你去不断地折腾。所以，很多人还是把高考作为自动扶梯的入口。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单纯的知识积累，越来越显得无意义。有人说，我们和人类所有的文明之间只有ｇｏｏｇｌｅ之隔。这样一来，学历包装作为个人能力的标志就反而变得越来越有效。

三十年来，当局越来越把高等教育当作产业，学生则越来越把高考作为学历投资。看上去都是一种商业游戏，大家在操作上的“目的性”也越来越强。

这是世界上各国国旗所使用颜色的结构比例。有一个网页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以所用色彩比例标出，最后就得出了这张全世界国旗颜色比例图。比较意外的是白色居然占有这么高的比例。

按这一思路，我们应该能描绘出各种各样的国旗用色比例图。比如，以政治体制区分、以文化体系区分、以国家成立的历史时期区分、以宗教体系区分等等。由此，说不定还能从中获得更多的解读。

在枪支已经广泛流通的社会里，限制枪支的拥有对恶性事件的发生有没有抑制作用？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最安全的社会是人人无枪，次安全的社会是人人有枪，相对比较危险的社会是一部分人有枪、而另一部分人没枪。如果一个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枪，那么，没有枪的人受到的威胁就会越来越大。

一个社会里，为了获得额外的照顾，很多人治病时给各类医疗人员递红包，这种做法形成风气後，不递红包的病人在接受治疗时就会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以致医疗质量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是所有的病人都不递红包或者所有的医疗人员都不收红包，次理想的是所有的病人都递红包，大家都平等地享受红包医疗，不至于有谁吃亏。最成问题是一部分人递红包，结果造成不递或递不起红包的病人在平等的医疗制度下只能享受不平等的治疗。

连国际关系也是如此，核武器拥有国之间最“安全”。所以，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大家都想要拥有核武器。

日本的政治选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会或地方议会的议员选举，在这类选举中，人们通常是奔党派来选。候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受到所属党派的基本路线的限制，一般不能自我发挥，他们的竞选演说通常只是谈些宏观的问题，比较空泛，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没什么直接关系。而且，议员的实际功能主要也只在“议”，最终决定政策措施的不是议论本身，而是各党派在议会中占据席位的多寡。所以，在这类选举中，选民和媒体并不十分关注竞选人主张的内容，而更关注选举的总体结果──各个党派在议会的席位分布。

另一类是地方首领的选举，这时选民是在挑选自己的父母官、当家人。所以，大家通常不在乎候选人的政治主张和信仰，而比较关注候选人对现在的市政摊子打算干什么、怎么干。因为有些政策措施也直接影响到民众的实际生活，所以大家相对比较关注。

这两大类选举的不同，也可以从投票率上反映出来。这次东京都知事选举的投票率是５４％，而议员选举，最近这些年的投票率一般都在３０％前后。

政治选举、尤其是议员选举，是各种社会利益势力的实际较量。仔细注意这类政治选举中各派争执的内容，也能间接地把握一个国家政治冲突、社会利益冲突的现状。

大家都认为，日本是一个没有种族矛盾、没有民族矛盾、没有宗教矛盾的国家。今天日本的政治选举，不仅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还反映出这是一个既没有以多极分化为背景的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矛盾、也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对立的国家。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是一个标准的和谐社会。

一个社会里，如果大多数成员对现状没有实质性的不满，那么，候选人的政治主张就不是选民投票的主要依据。如果政治党派的冲突不在于实质性的社会利益分配，而只是在于对政权本身的执着、在于某种信仰，那么，政治争执常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分不出什么黑白，即使分的出黑白也只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可有可无的、以取悦选民为目的的纠缠。日本的议员竞选中的“冲突”往往是这类纠缠。

这一点，在选民这一边也一样。因为人们都知道，在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成熟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的平台上，民众的利益得到了实际的保证，无论谁当选，这条底线不会塌陷。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候选人的政治主张既没有什么期待价值，也不是什么判断材料，候选人的知名度、名望、自己对候选人的好感度等等在投票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于是，各个党派在物色候选人时纷纷向媒体曝光度多、公众形象好的名人、艺人、文人撒网。这样一来，选举和选美越来越接近、投票画圈和点菜越来越靠拢。

与此同时，在议会上的政治争辩，形式上看似针锋相对，具体内容却拖沓得不知所云，使人觉得反对不是由于政见不同，而只是为了反对本身而已。所以，议会期间最沉闷的是政见之争，最令人兴奋的是某一党派出现丑闻、或有可能发展成丑闻的把柄时的议论。因为前者和政局无关，后者却隐藏着在下一次选举中改变议会席位布局的可能性。

回过头来再看这次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东京这个城市在日本无论政治、经济都举足轻重。各个党派都想通过这次选举扩大自己党派的影响，但候选人们都知道，选父母官和政治信仰基本无关，如果挂上政治党派的名分，有时反会惹上一身腥臭。所以，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放弃了各种虚虚实实的资助，洗刷了自己身上政治党派的色彩才上阵。

１９９９年石原慎太郎首次当选东京都知事时，日本正处于经济上低谷徘徊的非常时期，时代需要他的那种霸气。事实上，他向强者发难的做法博得了都民们相当的支持。他始终以中央政府为敌，不断地反对国家扩大东京的税收来弥补地方的财政空缺。他上台不久就打出凌空一炮，向资本金１亿日元以上的大型银行单独收取“外形标准税”，使人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感觉。

现在日本社会整体经济已经回升，但东京市政的负债仍然不少，石原慎太郎本人也留下了某些丑闻，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得以当选，我觉得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个是东京都民对社会现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满。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各个环节坚实可靠，人心不思外科手术式的变动，另一方面是八年来石原慎太郎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可以挑剔的败绩。

另一个原因是，比起石原慎太郎来，他的竞选对手还是相对孱弱。且不说知名度等间接因素，面对已经在当了８年父母官的石原慎太郎，继父们如不亮出一些新的拳脚来，实在无法让全家考虑接受。实际上在竞选活动中人们看到的都只是一些大同小异的主张和承诺。大家当然不愿意去大胆尝试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法参加选举，但如果我拥有选举权，我将毫不犹豫地将票投给石原慎太郎。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主张申办奥运会，万一申奥成功，那么，石原慎太郎计划中的场址将会带动我的房产的市场价值，仅此而已。

一切正如丘吉尔所说，除了迄今为止已经尝试过的所有的政治制度以外，民主制度是最坏的政治制度。（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rom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出色”的艺术家和政治家有一点是重合的：不拘一格。从这一点上说，贝多芬如果从政，一定会有大手笔。希特勒如果以美术为生，说不定今天的世界艺术家名人录里会有Adolf Hitler的字样。

毛泽东的书法和词，也是不拘一格，自成一家。